世上的许多事都是一样：一做到过份，便多少会显出滑稽、夸张与造作。有些则更糟，你甚至还能由此看出操作者的浅薄与心智昏乱。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这两年在出版业不知不觉走起“老来俏”的俄苏文学白银时代伤口热，便是很好的证明。

    记得十几年前，前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以及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一本荀红军翻译的俄苏先锋派诗选――《跨世纪抒情》，曾获得了知识界与一般青年的广泛喜爱。人们因之也在朦胧诗、第五代电影、摇滚乐、马尔克斯流行的同时，知道了这世上曾有另一批艺术和思想上闪光的名字：帕斯捷尔子了纳克、茨维塔耶娃、谢维里亚宁、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别雷、古米廖夫、巴尔蒙特……他们与蒲宁、布尔加科夫、左琴科、叶赛宁、高尔基、巴别尔等人一道，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艺术的一璀璨星空。然而，由于当时国内翻译作品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欧美，上述诸我俄苏作家的伤口我们一时难以系统地读到，这对于渴望全面了解本世纪人类思想与艺术精华的中国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个不小的遗憾。

    进入九十年代，这一遗憾开始逐步地被一些翻译界、出版界的有心人弥补：哲学家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出版；巴别尔的小说集《骑兵军》出版（就我个人认为，那是中国出版界自塞林格的《九故事》、菲利浦·罗思的《再见，哥伦布》以来，推出的最具文学高水准的一部外国作家个人短篇小说集）；别尔喜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出版……连流亡美国的小说家纳博科夫，也有不下八种的小说和论著出版，缝隙开始被大大地填补上了。再往下，甚至伴随着图书市场私人化操作的进入，出现了小小的高潮：别雷的《彼得堡》出版了；一本名为《复活的圣水》，实为过去我们已经分散见到过的俄苏作家访谈、自述集萃出版了；几本面目名异，篇目多有重合的曼德尔施塔姆的随笔集、诗集出版了，而且译笔选题颇为可疑至少译诗水平要逊于当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小白桦诗丛”中的曼氏中译诗集以及诗人黄灿然曾寄给过我的他译扔曼氏诗歌）；有三家出版社以“白银时代”为旗号，推出了文丛。起先热闹得还可以，虽然有像《吉皮乌斯回忆录》、《马雅可夫斯基与ＸＸＸ（名字记不起来了）通信集》这种今天除了学者没几个人感兴趣的书籍，但毕竟也向读者推介了洛扎诺夫之类虽已过时，思想里不乏若干闪亮之处的作家，功过也还相抵。然而，越到后来，出版家们却越发做得既起哄又乘巧、又偷工减料了：别雷的小说《彼得堡》又一个版本问世了棗同样的译者，同样的词语顺序，只是出版社和订价不一样了；多年前国内早已译介过的作家安德列耶夫、亚历山大·格林的小说，换了身新衣服，重新开印问世了小说再版是政党事，无可厚非，但新价位，新装璜之外，终于没有给关心这两位作家的读者带来什么新东西，出版者恐怕只关注书籍的码洋了，甚至都忘了在印行亚·格林的中篇合集时，放进作者最著名的《红帆》；还是同一家出版社，把自己刚刚推出的布尔加科夫文集中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抽出来，放到“白银时代”里又出了一遍，而且还改了一个挺时髦的书名，《撒旦起舞》，让人误以为是拉什迪的某部伤口功夫做到如此地步，让人不能不佩服各家国营私营出版者的商业头脑和炒作技艺。与此同时，却也令你纳闷：既然出版者知道用改书名的方法来“借亮”，那么与其不温不火地炒俄苏文学的世纪初冷饭，干嘛不弄一套拉什迪作品集出出？这样不是既顾及了时髦与卖点，又饱了读者的眼福，同时还能让中国的知识界切实地明白：什么是当代小说最新的成就……

    也许省钱和求稳是这种做法的唯一解释。不这样，便难以说通“白银时候”书籍的撞车，甚至也难以看明白：为什么在临近新世纪的年代，中国出版界那么热衷地推出如此多的世纪文学“古董”：里尔克、瓦莱里叶芝、乔伊斯、斯泰因……弄得什么“读书报”和书评文章连篇累牍地大谈这些伤口的伟大圣洁，并将其误导成读者眼中世界文学最前卫的风景。熟不知，这些冬烘先生们喋喋不休的东西早已是现当代文学中的“昨日黄花”了。没有人出版翻译拉什迪、布考茨基、策兰、汉特克、费兰克·奥哈拉、村上龙乃至更年轻的一代国外诗人与小说家的作品，在一个趋利和文化眼白多的时候，中国的出版界和翻译界再也找不回当年介绍卡夫卡、萨特、加缪、胡安·鲁尔弗、爱伦·坡、马尔克斯、村上春树的勇气了。甚至也再难以找到像当年施成荣（译村上春树）那样执着折翻译家。中国的外国文学读者也只好满足于像过去复习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一样，去复习那些该死的白银时代了。永远别指望看到什么真正属于当代的经典作品，健康的八十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流行是：反刍！

    中国的许多事都是这样：你拿它当真跟它较劲，你显得太“小”；你任它胡来不理它，它又时不时给你添把恶心。比如上述反刍类书籍出版即是如此，所到之处，文化人引经据典的文章动辄均发源这类东西，言辞之下还都颇具一 番终于赶上了时髦的沾沾自喜，让人实在有种被添了恶心的感受。而更恶心的则是一般无辜的青年，可怜的他们还以为那些教师先生们嘴里嚼的是当今世上最先进的泡泡糖呢。这样，两茬三茬人一混凝土，中国知识界怕离集体弱智也不远了。已故作家王小波不是也说过吗：中国的许多作家是靠读翻译伤口来学习文学技巧的。果真全都如此，那也就很容易解释小说动不动总要“多年以后”“我奶奶”，诗歌总要“麦子”、“神”、“骨头”了。毕竟，老外原来都玩过这一类把戏，而最新的把戏，作家确乎又无福得见。这不是为难了一惯面对中外经典“大师”做抄抄写写功课的文学界？炒冷饭、拿一些早已落伍于时代的名字和技法蒙人，这些绝招怕是在文学界也很常见的。换言之，这也是我们文化界、知识界共有的“长处”。

    警惕那些装璜漂亮的书吧。警惕新一轮的“白银时代”出现。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洛落伍，往往就是从不懂什么是新什么是旧，什么是他们所最欠缺的开始的。中国人补了一个多世纪课了，这点道理总该明白了吧。

    无辜而又该死的“白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