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见到外婆的时候，她还能看见我的模样，而这次，我就坐在她身边，她摸摸索索地探手过来大声问“棠棠在哪里？”外婆什么也看不见了，白天默认都是一样的漆黑，她蜷在沙发上，日子格外漫长。那天，我要走，她正睡着，我站在门口看她，有种说不出的沉静和凄怆，我清楚就算我流泪她也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她不喜欢我流泪，从来都不喜欢，所以我沉默。走出家门的霎那，我终于泪水淋漓起来。

    外婆是湖北沙市第一大资本家――同兴裕吴家唯一千金，当年吴家的产业遍布武汉和上海。外婆的少女时代过得悠闲、琐细、柔媚和雍容，那时的她吃饭都不出大堂的，厨子要专为她另做一席菜端到闺楼；外婆学列女传时也偷偷地读红楼西厢。梳大辫子少女时代的外婆的照片后来全部被我母亲搜罗去了，粗心的母亲一张也没有保存下来，我只能想象当年裹了小脚的外婆一针一线做女红的女儿姿态。外婆说起她的从前总是从嫁入丁家开始，丁家那时家道已经败落，外婆的亲事是指腹为婚，吴家不愿意背上背信弃义的名声，外婆带着丰厚的陪嫁嫁入了丁家。抗战暴发，有钱人家都躲到了重庆，外婆说那时候在重庆的太太小姐们都穿着花花绿绿的旗袍，坐在家门口搓麻将，飞机一来，大家就往防空洞里跑。有殷实的家底，战争并没有太大地扰乱外婆的生活。１９５２年开始的“三反五反”私营企业开始纳入公私合营轨道，所有家产归公，连母亲童年成长的带花园的小楼也收为国有，外公外婆同时被发行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安排在武汉百货公司当售货员（这本来是吴家的产业）。日子开始真正艰难起来，日益没落的家世蕴育了更强的生命力，外婆陆陆续续生了１０个儿女。

    凭外公外婆两个人的工资，一来无法维持家庭开销，二来家里孩子无人照看，他们只好双双辞职，外婆所有的陪嫁陆续典当了，外公在外面打杂做点小生意，外婆在家带孩子帮人家绣花做鞋做棉袄织毛巾织袜子。外婆的平和、坚忍、幽深是我们这代人怎么也无法比拟的，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她流泪，她偌含辛茹苦带大了１０个孩子，培养出９个大学生。我总是非曲直说外婆就像是《红楼梦》里的林妹妹，再艰难，小姐气质涵养总在。

    一百年才出一个贵族，外婆温婉高贵娴雅的气质是嵌入骨子里，我的８０多岁的外婆至今还保留着乌黑的头发、白皙的手。外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碧玉簪》说武则天的墓，说她从前如何绣两行花看两行书……我惊讶地发现，女人原本可以这样做事做人，女人原本可以如此优雅。

    从母亲那个年代起，我们便失去了外婆这份散淡悠长。

    母亲在跌宕起伏的岁月中成长，缺乏富贵的滋养，优雅在母亲的待人接物中是个很陌生的名词，母亲习惯粗线条大手笔，印象中的母亲总是灰扑扑急匆匆的。资产阶级情调在母亲身上唯一的体现就是肥胖，她是外婆第一个孩子，外婆说她把最好的营养全部遗传给了母亲。母亲的胖从困难年代一直保持到了改革开放。

    外婆说跟母亲谈小说，总会有一个兴奋的开头，但故事的关键永远被母亲忽略，因为母亲从来耐不住性子把书从头看到尾。“三岁看到老”，母亲的潦草性子从来不曾改变过，她织毛衣不数针，理由是反正家里孩子多，总会有一个人能穿。我印象记忆就不曾穿过两个袖子一样长的毛线衣，至今仍可听到家里的新一代在埋怨奶奶织的毛裤一边裤脚长一边裤脚短。母亲只是笑，偶尔还狡辩几句，反正是穿在里面，怕什么。

    外婆说母亲小时候爱跟弟弟们吵架，只好把她送到汉阳去念书，每个星期从汉口到汉阳上学时她总要哭，但后来跟着父亲天远地远地去了一个极闭塞的小城，她反倒不哭了。１９５８年母亲大学毕业，满腔热情响应“祖国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的号召，意志坚定地戴着大红花主动请缨要去湖北省最边远的地区恩施。同班林生动了恻隐之心，毕业前硬是跟母亲交换了工作地点。母亲因此去了湖北公安县，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并认识了父亲。后来问母亲当初怎么肯跟随父亲扎根到江西的农村，母亲很天真地回答：“我以为住不惯就可以回去，谁知一呆就是一辈子。”

    母亲教了一辈子的书，我常说她当教师的职责高于当母亲。比如在路上，唤她“妈”大呼三声她不应，轻轻一句“丁老师”，她急停猛回头。所以回家敲门，我总喜欢在门口大声叫“老丁！丁老师”，话音未落立马可听母亲急迫地回应：“来了！”千真万确，百试百灵。母亲高兴的时候，我们总是没大没小地拿她乱开玩笑，丁家的标志是一个硕大的高鼻子，但绝对是个异端，她形容自己的鼻子塌“躺着流泪，左边眼泪流到右边右边眼泪流到左边。”外婆说母亲教育子女就像布置工作，每次工作布置下去了，她又不记得检查。我们读书一直就没有受到任何管制，一次母亲问我两个宝贝哥哥读几年级，小哥答：“四年级！”大哥却说：“三年级！”把母亲搞得好糊涂，为什么小的念书反倒念到大的前头去了。常说太富的人家和太穷的人家，都不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母亲说我们家属于后者，她乐得糊涂。

    看母亲初到江西的照片，烫了头发，穿件小花袄，一派都市知识女性的模样。文革彻底地摧毁了母亲的城市作风，她跟父亲一起游街跪玻璃渣，挺着大肚子（怀着二姐）每天罚挑水三十担。后来下放到农村，与父亲分开锻炼改造，我们六史妹因此分成两个伍，一三五跟父亲，二四六跟母亲。种菜喂鸡带孩子，生活把母亲发行成一个村妇，母亲拒绝同化的唯一武器就是拒说当地话。于是在我们家有了三种方言，父亲一种，母亲一种，我们六史妹集父母之大成另创一种。自从听外婆说“江西的风沙太厉害，把你妈妈整个吹变了样。”后，我就没有喜欢过我的故乡。

    父亲潜意识里希望我是一个男孩子，对我格外的宠惯，从小我就显得比同龄的女孩子大胆顽皮，翻墙爬树，身手极其敏捷。然后稀里糊涂地从小学上到中学，心一直野得很，成日里不务正业，学了两年画画拉了四年二胡，到头来跟没学一样。玩了一圈回到学习中来时，母亲和我同时欣喜地发现，我的学习成绩可以如此拔尖，母亲开始把回武汉的希望放在了我的身上。

    上武大是我少年时代全部的梦想。但结果母亲要放卫星一样把我放出动的宣言还是被我毫不留情地粉碎，我只考入一所三流大学，然后花了整整四年时间去调适自己的心情，谈了一场不合事宜的恋爱。毕业时我重蹈母亲的覆辙，扬言要往天涯的尽头单飞，远离了家人。那样的年纪，不懂得体会母亲隐忍不发的心情，不愿意探究母亲轻描淡写的后背，忙忙碌碌缔结一个自己的家，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又哭又笑地说：“当然不同，按从前政审填表的说法，出嫁前你是家庭成员，出嫁后你就成了社会关系。”

    我做新娘的时候，外婆送给我一枚戒指，她说：“棠棠，外婆在世时这是个留念，外婆不在了就是个遗念。”母亲送我两枚银币一枚戒指一床毛毯，笑着说：“别说妈没有陪嫁，瞧，有金有银有温暖。”我躲着她们的目光，暗自流泪，我终于明白，生命是如此怎么样息息相关紧紧牵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