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一般很瞧不起大陆人，就象我们城里人瞧不起乡下的穷亲戚一样。

    台湾和大陆分开这么多年来，普通老百姓之间是有隔阂的，连台湾人自己也是台北人瞧不起台中人。我刚进这家企业时也是从组长做起，归后做到副总经理。顶头上司七八个台湾人，能在这个大环境中，在这么个阻力圈子之下脱颖而出，期间的酸甜苦辣是不好用言语形容的。我见过的台湾人不少，印象中他们都很勤奋，很实际，脖子上都挂着大粗金链子，手上带着大金戒指，嘴里镶着大金牙。他们在台湾以能讲国语为荣，在大陆他们又都以能讲台湾话为荣，因为一张嘴就能让你知道他是台湾人。他们一般爱嚼槟榔，我给他们分析了一下嚼槟榔的利弊：嚼槟榔的好处就是可以显示身份，显示他是一地地道道的台湾人，坏处就是不卫生，因为台湾有教养的人一般羞于嚼这东西，所有嚼槟榔的人无一例外都是随地乱吐。

    二老板给人的印象是童心未泯，大老板前脚一走二老板马上出动喝酒找女人，但台湾人有一点好处就是工作上的绝对服从，所以虽然二老板是大哥，但见了大老板也象老鼠见面礼了猫。大老板开会，二老板从来都是作若有所思状，当大老板问：“一加一等于几？”二老板就若有所思起来，大老板环顾一周后洋洋得意地宣布：“一加一等于二。”二老板才做恍然大悟状，接着做欣喜若狂状。后来我也学会了，若有所思——恍然大悟——欣喜若狂，马屁神功活学活用，仕途果然一路绿灯。

    还有个日本老板叫本田秀，他儿子叫本田亮，跟我是哥们，因为是崇拜诸葛亮才取的这名字，所以我很喜欢他。日本人不懂中国话，我也只懂咪西咪西，所以交流都是用英语，这使我在和他们谈话时有充足的自信心，因为虽说我的英文也马马乎乎，但蒙日本人已绰绰有余了。日本人做事很细心，但很小气，本田秀从来不自己买鞋，都是来中国时让我给他做一双，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也都是小恩小惠，经常把飞机上吃剩的日式小点心带下来送给工人，农村来的孩子没见过觉着新鲜，我却很看不过眼，和大老板一商量就定了条规矩，以后一律不准收日本人的礼物。

    其实我们大老板很会利用民族情绪搞“统战”，以保证和日本人有矛盾时能一致对外。记得有一次老板们都不在，日本来了个客房叫山口，我当时作为副总经理，理所当然要诸事奉陪。晚上喝酒时山口瞄出来我不能喝，所以就毫无顾忌地找我叫板，直说你中国人喝酒的不行，叫得我火起只好硬着头皮顶上，连着和他干了三怀白酒，我本是个一沾酒就醉的人，这晚上也邪了，居然能硬顶着不喷出来，山口说你投降吧，我说你投降，不投降死了死了的，山口当时也有点高了，说日本人决不会投降，我说好，你不投降咱们再喝，给身边帮忙斟酒的翻译小姐使了个眼色，来了一次中国式的狡狯，把我的白酒偷偷换成了白开水，反正是水到杯干，最后山口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大叫我投降我投降，居然卟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这一无是处举动吓了我一跳，按理说把客人喝得跪下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再涉及民族情感问题就更不好讲了，没想到事后大老板不但没说我，还直夸我做得对。

    其实即使我能做到副总经理也不能说很公平，起码在待遇上台湾人和大陆人内外有别，我觉得这一点不太好改变，因为资本说了算。有个台湾籍的副理做事很不利，问她什么都说不知道，有一次在经理办公会上，我终于忍不住了，问她道：“你知不知道你一个月拿多少薪水？”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你一个月的薪水折人民币差不多是三万八千块钱，而我的薪水只及你的一半，我负这么大责任拿这个薪水，你拿那个薪水却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这公不公平？”说得她呜呜直哭，捂着脸跑出去了，我说：“你走，你走就不要回来。”其时二老板已成了我的铁哥们，在他做完若有所思、恍然大悟等表情之后，指着那位副理的背影，欣喜若狂道：“对，直了就不要回来。”

    本田后来自杀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因为他每次来都会让我陪他去买冬虫夏草，让我认为他是个非常热爱生命，非常重视生活质素的人，也许是他太重视了，面对真实的生活反而产生了莫名的脆弱。

    后来我也离开了这家企业，很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不该放弃这得来不易的职位。我已经在社会上闯荡这么多年了，我当然知道，流浪不会是生活的本意。但当我们选择这种生存方式时，也许只是为了内心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