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危机是世纪末笼罩在人类头顶的一片巨大阴云。从现代科技高度发达带来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对人类自下而上的威胁，到社会上盛传达室的各种关于世纪末发生地球灾难，人类灾难的预言；从源自亚洲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到人口过剩和体制巨变带来的下岗、失业的窘困，再到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人类生存确于危机四伏。前段日子美国的两部大型灾难片《泰坦尼克号》和《天地大冲撞》的轰动，将人类的危机感急聚升温。

我们首先关注到这种无孔不入的危机感，但我们更关注每个人生活中面临的切身的危机，故组织记者全线出击，在一天内采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的百名市民，今摘发他们信口言出的危机。

    这一天是这个高速运转着的城市３６５天中最普通的一天，街区照常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门照常丛林般耸立，每栋楼的每一个窗户里的第一个人照常忙忙碌碌。本刊记者携带着对生存危机的疑问，四路出击走向任意一栋楼的任意一个窗户中的任意一个人。

关怀，男３０岁，深圳宝瓶实业公司总经理。经营图书进口生意，天性乐观，心宽自然体胖，而聊起“危机”没想到这个胖肚子里居然也是悉肠百结：“９３年来深圳时，我住２０多人一间的库房，每月２４０块都交不起。做到今天这样不容易，所以不容自己有闪失。要说我没危机感那肯定是扯淡。图书进口生意毛利润越来越低，只有十来个点，而且花销七八万做六十万保本。生意上的事儿是不进则退，原来和我搭伙的哥们现在分出去单干，凭空多了个竞争对手，我只能是努力努力再努力，要不然这些伙计怎么办，我老婆孩子怎么办？

阿霞，女，年纪不明，三陪小姐。号称有个香港老公，自己坐台不出街，经常穿着睡衣，煲电话粥。“我们出来就是为了挣钱。本想到年挣够十万就回家不来了，谁知今年生意不景气，那些香港人今年很少上这边玩，我老公也说生意不好做，来的次数也少，给扔钱也少。我年纪不小了，攒不够钱回去也是没用。家里那边给我介绍个男朋友，是派出所长的独生子他其实知道我在这边做什么，想找我还不是为了钱。我要是攒不够钱，他也不会要我”。

小王，男，２０多岁，三轮车夫。聊了半天他家里的情况，问他有没有危机感，他就只是笑，最后搁下一句话：“谁没危机感，谁是王八蛋。”

夏郑渠，男，２９岁，深圳市新天下实业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前一段时间听说他来深圳，把老婆也带来了。我知道他原来所在的企业快停产了，他是自愿下岗，南下闯关的。最近见他，却是孑然一身。“深圳是个什么鬼地方，刚到这儿老婆就要离婚。我有什么危机，婚姻危机！看过《北京人在纽约》吗？知道王启明是怎么说纽约的吗？深圳就是这样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邓光利，男，２９岁，深圳市广电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我想回家不来了，没劲！本来攒了点钱，让我爱人在家开了间餐厅，没成想全让大水给泡了，要重新还得五六万实在不行就把我爱人接来，还得租房子，给她找工作，真烦。

叶建春，男，３２岁，刚刚退出与人合办一家公司。手里的几个项目正在联系之中，准备自己单干。“现在什么都说不上，春节之前有几件事必须办妥，急也没用。”

王育栋，男，２４岁，刚刚遭公司裁员下岗，天天翻报纸找工作。“我不说你都知道啦，春节前一定要找到工作并站稳脚，否则明年开春来又是抓瞎。”

葛平，男，２４岁，深圳市文贲设计有限公司经理，室内装饰设计师。本是与人合作搞装饰设计，最近想另立门户单干。“什么危机？我现在要转危为机！年初和朋友做这家公司，忙得要死，累得要命，就是不赚钱。原因是什么？摊子铺得太大，工程做得太小。与其绑在一起饿死，不如分开，或许有一线生机。”

王琼，男，２８岁，招银证券公司，项目经理。金融专业毕业后一直做企业上市代理业务，看似顺当，但内有波澜。“生活内外总有压力，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发现竞争越来越激烈，危机是自然的轻松只是偶然的。”

赵群，女，年纪保密，深圳富安娜床上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一脸豁达、开朗干练的样子。“我现在的工作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十二个小时，压力又大，喾知识不够用，又没时间补充。这会让人产生莫名的危机感，我正想办法解决。”

陈玉宇，平安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做我们这行我不说你也知道，没有片刻是可以松懈的，今年保单更难拉一些，很多人脱落而不知所踪，我能坚持过来是可以让自己感到欣慰的。”

周华，男，３２岁，深圳装饰工程总公司经理。他是个你总也找不到的人，隐身人？反正在深圳有很多这种人。“我太忙，谈什么危机？一大堆一大堆，三言两语讲不清楚，要不加减再约个时间？”

采访人：郑午然

李维民，杂货商。李维民有一间近７０平方米的铺面，月租金需３８００元，傅面右边防军一块停工多时的建筑工地，对面是立交桥桥墩，左边是别人家的同类型杂货铺。生意奇差，李维民想出一个变招：将自己的铺位缩挤在２０平方米内，腾出５０平方米张榜招租，租金价优惠为：１９００元，条件是新来者不得开跟他竞争的同类杂货铺。虚位以待半个月的李维民至今没有接洽到这样一个新来者。说到危机，李老板一声长叹：“生意哪一天才会好起来呢？”

曹志坚，企业员工。来深圳已近一年的曹志坚有两个身份，其是一武汉球迷协会副秘书长，据称前雅琪队主教练与他有过多番交流；其二是关外资厂员工，但现在曹搬到了市区，整天跑人才大市场而未果。“我的危机已经过去了一半，平安队保住也甲Ａ位置。另一半是工作问题，要看这次面试情况，关键在临场发挥。”

何明，某报发行部员工。风闻已久的内部报刊大整顿终于在何明身上显现出严重后果：何明所在的某劳动报被撤销，年关将至，何明届时一定失业。“我辨不清危机在哪里，因为我就在危机中心！”

郑君，某杂志记者。以乡音浓重、外表窝囊、年龄大、学历低而闻名其所在单位的郑君是一个记者，眼下正在试用期内，每一下笔都耽心总编、主编是否能认可他那促拿来腔捏调的文风。只有相熟的同行才能探得他的心里话：“我是卡夫卡的信徒，畏惧权力。但我真正的危机是老婆要离婚，而我不干，却由不得我……”

谢莉平，发廊妹。川妹子谢莉平几年前标价数千元自卖处女身，一个汕头人完事后突然赖账，其间是是非非，闹得沸沸扬扬，但到底也不为外人知底。据说稍后谢莉平还与一位修复处女膜的冒牌医生另闹了一场纠葛，有传言甚至说，谢莉平是该医生的老顾客。多年不见，谢莉平年老色衰了。“我有什么危机？到我那儿说说去？我告诉你。”

曾克，公司老总。曾总来自内地，每年两次接待内地一家县级银行几位愁眉苦脸的来客，殷勤备至，但是所欠几百万贷款加利息分文不付。最近一次惊人之举是在湖南赈灾晚会上义捐３０万元，耸动那家县级银行。曾总对危机的看法是：“深圳法院搞强制执行还贷，老总们有危机。不过我还好。这个事我还要看一看，才能下结论。”

何耀先，服装店老板。何耀先３０岁不到，对危机却是感触良多：“冬天要来的时候，我的店里还尽是秋装，奏要来的时候，冬装又该积压发霉了，然后是夏天，春装又怎么办？我的危机年年岁岁，永远不会有尽头。”

袁美丽，打工妹。宝安耀华电子厂的袁美丽来自江西，有一张与其名字不甚相称的脸和明显干瘪的身材小姑娘性格也沉静，在耀华厂一干已是５年，工余便是看各种各样的书。“我喜欢读书，书的世界是一个字根表的世界，没有真正的利害相争，没有真正的奢欲贪婪，也没有危机。”

采方人：舒惠芳

张仲嵩，男，３７岁，某大型科技企业科研人员。“我上有老，下有小，妻子没有４工作，虽然有８０００元月薪，但每月要交房屋按揭款和好几百的水电费，小孩每月上千元的入托费，每个月都入不敷出。我得一刻不停地工作，不然全家人就得流浪街头。超负荷地工作常常使我疲倦不堪，可我得强忍着，不敢让上司知道，怕被炒掉，也不敢让爱人知道，怕增加她的心理负担。我只好忍一天是一天，就怕哪天躺倒了永远起不来。”

李秋艳，女，２４岁，工厂制衣女工。我是偷偷结的婚，因为谁结婚老板就炒掉谁。后来怀了孩子，厂长就炒掉了我，我只有一个人到老公的老家去生小孩，等到独生子刚满一岁，我就又到深圳来了，还是找的一家制衣厂。我真想我的独生子常常想得我偷偷地哭，只盼着到周末和老公见面，然后给他们村的村长家挂个电话，那边婆婆抱着小孩接我们的电话，对我来说，能听到一点独生子的哭声也是一种幸福啊。我不能回去，我一回去就意味着失业。

文松，男，３０岁，某公司秘书。我老婆和我是大学同学，在大学时，我是全校有名的才子，从校花到班花，一个个都对我含情脉脉，可我却选择了那时虽不漂亮，但却文静温柔的现在的老婆。毕业后，我硬是拉着老婆来到了深圳，哪知道，深圳这个地方有一股魔力，我混到现在仍是小秘书一个。倒是我老婆，由昔日的淑女变成了女强人，收入是我的两倍甚至三倍，我从她的崇拜者变附属品。钱多使她自信，自信使她变得魅力四射。她经常到国外去谈生意，每次都有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下属陪她一起去。只要她出差，我心里就酸酸的，她为了记我对她放心，甚至让那男的来我家串门岢我心里却更酸了。有时我想离开她，可我却似乎比当初更爱她了。

洪育文，男，４０岁，某商贸集团公司总经理。我是被聘用的总经理上面还有婆婆呢。我这个总经理是按利润指标出任的，指标是每年１０００万即使是９９９万也要辞职。可是今年受亚洲经济危机影响，生意整个萧条，我纵有三头六臂也很难完成１０００万的定额。明年这时我是否还在这个位置上就难说了。高级人才的流失，也很严重，即使以后经济回暖，由于人才的缺乏，我估计我还是不好做。说白了，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我的位置。

潘虹，女，３０岁，某企业高级白领。潘虹不化妆，穿着也很朴素，可她姣好的容貌、高挑的身材到哪都引人注目，她是一幅让人百看不厌的自然风景。可是她却形单影只一个人过着刻板的公司生活。五年前刚到深圳那会儿，她认识了她的至爱。四年热下来龙去来，恋人由于对国外生活的热爱，移居美国。虽然他一再让她出国陪他，可潘虹对出国不感兴趣，她认为她出国后只能作个家庭“煮”妇，没意思。另起炉灶吧，年纪又太大了。她说：“我完了，深圳是２０－２２岁鲜花少女的世界，我这朵昨日黄花只能慢慢凋谢。”

付晓微，女，２８岁，全职太太。晓微大学毕业后，将户口档案往父母的抽屉里一塞就跑到深圳来了。做过公司文员，干过保险，后又开了一家私立幼儿园，自封园长。一年来幼儿总是维持在１０个以下，只能保个本，她只好将幼儿园搬到家里，学生只招了一个她两岁的女儿。她说：“老公在关外，周末才回来一次，谁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就是养个女人我也没法知道。我有怀疑的对象，是他的一个女老乡，可抓了几次都没抓住把柄。对这个家庭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必须赶紧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以便将来有一天婚姻瓦解时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凡丁，男，３５岁，画家。凡丁在内地某文化名城时名气很大可到了深圳他感到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文化。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违心地画一些庸俗的伤口以博取那些“暴发户”老板的施舍。其中他用一幅画换了一个老板的一块小地，而他却没钱在那宝地上覆盖点建筑材料。他不敢回故乡，因为那帮画家朋友都认为他在深圳赚了大钱，他无颜见江东父老，就只好流浪者的自由。”

帅文忠，男，３０岁，时装贸易公司老板。帅老板的公司有两名员工，一个是招聘来的小姐，另一个是他老婆，有时他老婆是他的董事长。帅老板以前是学化工的，到深圳年一直做贸易，赚了笔小钱后，把他在天虹商场打工的老婆拉出来开了这家夫妻公司。帅老板是个人才，他公司的服装设计、推销全是他做。他设计的服装很精美，特别适合他的瘦瘦的老婆穿，因为“小一号”已经流行两年了，正在往“小二号”流行。帅老板没有世纪末的危机感，他只有忧郁，忧郁他的公司规模太小，资金不够，税收太高，压力太大。

黄阿芳，女，２５岁，某港资公司职员。阿芳的老公比她爸小不了多少（好在她爸早死了），也不比她妈大多少。是个香港老头，她是他的二奶。由于老公年岁太高，跗基因不年轻，女儿生下来体质就弱。陈芳白天在老公手下干活，晚上另有地方伺侯老公。只有周末老公回香港与正室及其儿女团聚时，阿芳才能回家看女儿一眼。阿芳最担心的是老公有一天坚持不住突然死掉或走掉，这样她和女儿还有自己的母亲便完蛋了。

李圆圆，女，２５岁，大专，深圳市某中外合资家私公司业务部经理。袁芯，女，２５岁，大专，家庭主妇。

她们是同学同乡，９４年同往深圳闯世界，被同一家公司录用为业务员。李辛苦三年升为经理，李说她是个徒有虚名的经理――没户口没房子没男人；袁一单业务没做成，但成功地把自己推销出动嫁得有钱郎，跃入有钱有闲阶级。李怕经济不景气，业务做不开，做不到单就没有钱；袁的危机是怕老公流连花花世界不知归家。李笑称：“我在‘辛苦遭逢起一经’，袁在‘悔教夫婿觅封侯’。”

二人是１９９５年同期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深圳市警队。胡从基层警察做起，他说的，“混了三年，现在好歹也是个小分队长，危机感可能有吧？但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也懒得去想，越想越危机。”周工作曾经出了点小差错，在警卫员队混得不开心，跳到外企，他是那种学历不高但实际工作能力很强的人，英文不错又会电脑，能跟洋大人套上近乎。他的危机感很强，“外企竞争很大，像我这样学历低的压力更大，我对直接的技能学习很明确，我要赚钱就要不断进修，尽管我现在被公认为公司第一成熟有味道的男人。”

熊宝宝，女，２７岁，大学，深圳市某报纸记者。邹晓，女，２８岁，大学，深圳市杂志社编辑。

两人因为是同行而惺惺相异都属那种有点小聪明爱抒发点小情小调赶点小时髦发点小牢骚，靠卖字为生，自称被生活营营役役得刀枪不入，当然外人说她们是刀枪外露。熊说：“我最怕３０岁，３０岁的女人还能干什么？尤其在深圳这个地方，年青的女孩一簇簇灿烂如花，直逼梵高笔下的向日葵。像我这样３０岁的女人，青春不在金钱没来。”邹说：“我总在担心的是工作无序生活无序，生命在没完没了的折腾中消蚀。我害怕自己有一天也变得婆婆妈妈，像张爱玲讲的，变成乡在屏风上的鸟。――只能看着它褪色发旧。”

林建设，男，４０岁，大专，深圳市某公司总经理。赖有福，男，５６岁，大学，深圳市某公司总经理。

他俩是因为公司利益关系绑到了一起，是那种一荣未必俱荣但一损肯定俱损的关系。林的老婆独挡一面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搞得风生水起，林说：“我最大的危机感就是我老婆太能干了，每次我老婆到我公司来，我总能听到手下员工偷偷地讲‘一把手的领导来了’。”他说：“依我现在来说，生活是温和的折衷，我需要的是一种平易真实的幸福，大锣大鼓不适合我了，如果说危机，我最大的危机就是怕身体不好，病来如山倒呀。”

丁美丽，女，２１岁，李全，男，２２岁，深圳大学在校大学生。

他们是深圳大学四年级学生，明年毕业，是一对小恋人。危机对他们来说又遥远又切身，丁说：“家里没有什么关系，我担心找不到好的工作单位。”问她什么叫好的单位时，她发梦般地说：“稳定、福利好、轻闲。”李学计算机的，老爸是某公司老总，他说：“我现在很喜欢丁美丽，如果在深圳能找到好的单位我就留在深圳，否则的话，我顺从家里的安排准备出国读书。如果我出国的话，我担心会和丁美丽分手，因为她不想出国，她很懒。”

采访人：张阳

明他，男，３５岁，某香港公司驻深经理。明他是个地产的香港人，曾有过一段短暂而伤心的婚姻，一方面为了逃离感情的折磨，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他来到深圳，因为是香港人，有着不错的经济基础，他的身边不乏红知己，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情使他游移在感情的外沿。“我愿意在内地找个好女孩重头来过一次，但我真的拿捏不定她看中的是我的感情或是我的香港身份证，抑或是我的经济环境。我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感情的危机。”

李仁松，男，５０岁，刚刚失业。李原在一工地做工，因工地上的跳板断裂从６楼摔到２楼，所幸只摔断了几根左肋骨，小腿软组织挫伤，他住院１０天就被老板强行接出院。不仅不再给治疗，还要赶他走。他告到了劳动局，老板恼怒成羞，与当地联防部门勾结以清查的借口把他抓到派出所，后送至东莞拘留，并扣留了他的三证。他又告到了市公安局雠科。近日仲裁结果下来了，老板要赔偿他７０００余元，要他自己去工地取，工友们说是老板要“做他，他只好托人找派出所的人帮他取回了那７０００余元。

刘小姐，女，２８岁，某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年轻的女性在深圳就有了自己的公司的确是一件有理由让人想入非非的事情，但刘小姐说：“我很幸运，有一个好爸爸。”原来是她父亲将公司交给了她，这使她产生了双重的危机，除了受金融危机影响业务量下滑外，就是她认为“女承父业应比子承父业做得更好！”

方太，女，４６岁，在某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工作。“我的危机感暂时过去了，只不过不知它何又会迸发出来，它就象颗定时炸弹一样潜伏在那里。”方太与方生从一起插队到结婚生子，一直相安无事。自８８年来深圳后，另一个女人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字根表正当他们展开离婚拉锯战时，那个女人却得了癌症，方生肯求方太让他去见她最后一面，方太宽容地答应了，方生回来后，一切恢复原状但是方太却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买高档服装、做美容、上“女子学堂”、广交朋友，从这段恶梦中醒来的她领悟到现代婚姻的危机四伏，她绝不能在婚姻的迷宫里再迷失自己。

阿莲，女，２６岁，菜场小贩。

阿莲和她老公在菜场里卖瓜子、香蕉。生意做得还算好。他们做的是小本生意，并没有租用菜场的固定摊位，可锡交租金和管理费。他们把摊位摆在临近菜场的小路上，但是每逢工商局来人清查时，他们就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撤退。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他们买通了附近居民，替他们“站岗放哨”，必要时还可以把物品存放在居民家里。阿莲说，如果逃不及时的话，不仅东西全部没收，还要被罚款，那可就惨了。

吴军，男，２８岁，八卦工业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供职。彭毕业于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那年与同校的女朋友携手南下共闯鹏城。面对深圳人共有的关于房子和金钱的危机感，他倒是很坦然。“我的危机感来自我的女友，女孩子的青春真的有限，再加上我们都犯过眼高手低的通病，所以换了几份工作都不顺心，现在她已回家准备考会计证，可能明年再过来继续找工作。摆在前面的路还非常坎坷，但我是男人，就得有支撑起一个家的能力和勇气。”

游波，男，４６岁，炒货者。炒货者就是自己没货，拿别人的货卖了后再把钱还给货主。游波从中慊了不少“水钱”。但早些年据说有位高人给他看过手相，说过“江风点烛空疏影”之类的话。果然，前几天炒别人的货时被一个香港佬给骗了１００万人民币。现在游波钱货两倾家荡产，香港佬不知去向，货主每天都有电话打来询问货款。这几天游波不敢接电话，也不敢回家，到处躲藏，面对以后，他空洞无神的目光中布满了焦虑的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