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座是中国文化语境的象征，是各种话题的集散之地。

不同的是文化“茶座”并非一个制造清茶淡话的地方。也不是品茗消闲的场所，这里所谈
论的话题或许连接着中国文化敏感的神经，它的内容和谈论方式或许使人疼痛、愤怒、痒
痒或者兴奋、振奋、亢奋……

大家发言回望《红色恋人》

现在我可以回想一下：我是如何被一部名叫《红色恋人》的电影骗进电影院的？

首先大概是广告的作用——我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上看到了它的广告，影片中的几个精彩片断
集中剪接在一起，不能说不吸引人。尤其是张国荣站在高处演讲的时候，我的心动了，我的腰包
松了，我决定以我的灰溶入它的红色。

我上当受骗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其导演叶大鹰的真实水平估计不足。他的前一片“红色”——《红
樱桃》我是在电视上看的，看得不完整，印象也是模糊而零乱的，只感到这是出自一位追求唯美
和洋派的导演之手。至于他更早拍摄的《大喘气》，除谢园令人生厌的 表演以外，我倒没有别
的坏印象，不管怎么说，王朔搭得挺好的故事框架在那儿搁着呢。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我还想坦陈一下自己：生于60年代中期的本人应该属于保尔.柯察金的最后
一批读者，“红色”对我是有诱 惑力的，“恋人”肯定也是如此，而“红色”+“恋人”则肯定
深得我那颗诗意盎然的温柔之心。仅仅是这个名字，就让我感叹导演的聪明，我暗自思忖这又是
一部既能得奖又能卖座的片子，我甚至已替导演想到：不怕下一代已对“红色”木然，有张国荣
在他们就会来。

总之我来了，在夏日炎炎的都市择一处空调齐全的角落，来看我的《红色恋人》。我在散场时的
失望是显然的，因为在当时我曾明确地想：二十块钱就算买一场凉快吧！我的失望，正如我看
《红河谷》时的失望，我大概知道叶大鹰是个什么段位了，也就和冯小宁不相上下吧。

我看到了他的节奏，我看到《红色恋人》最致命的地方正在于它因失控而变得混乱不堪的节奏。
如果说一部电影节奏感的好坏正是导演功力的直接体现的话，那么我还看出了叶导演导致他节奏
混乱的一丝犹疑，编剧给了他一个情节庸俗的传奇故事，他又为之编织了一顶散文诗的毛线帽
子，是要戏剧结构还是要散文诗？他没有事先做出决断，他在犹疑，最后选择了两者都要，而如
何把这两种结构错落有致和谐统一在一部电影里，他没有这样的功力，就该避免这样的难度。更
高层次的导演如张艺谋，往往会“识趣”地避开这样的难度，他总是在事前把枝繁叶茂的材料取
舍得恰到好处，结构鲜明，节奏明快，《红高梁》如此，《有话好好说》亦如此；陈凯歌是另一
种，文化的优越感使他显得底气十足，他对电影所持有的那种从容不迫的节奏感似乎是天生的。
二流导演的毛病就是什么都要，什么都往自己的电影里装，而不知道割舍，不知道割舍的艺术
家，他真能得到什么吗？

对节奏失控，对表演失控——我指的是影片中女主人公秋秋的扮演者XX（请读者原谅：影评人忘
记女主角的名字)的表演，恕我直言，在具体的这部影片中，我不相信导演为之安排的女主人公
是一个处处冒傻气的小丫头，如果我感到了她在冒傻气，那肯定是因为表演在起作用。对女演员
(尤其是女主角)表演的控制，是对一名男性导演的又一重大考验，我们的叶导演显然未能经受住
这样的考验。于是“秋秋”女学生气的表演在导演的放任自流下，在“天 皇巨星”张国荣的高
级陪衬下变得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了。张国荣 毋庸置疑地再度证明了自己的优秀，他对大陆文艺
片的适应力令人吃惊，其细腻、精致而富有韵味的表演足以与姜文、葛优这样最 优秀的大陆男
演员相抗衡，如果没有张国荣的表演，那么《红色恋人》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今有了张国荣的表
演，则更显出叶大鹰叶导演的能耐有限，因为像张国荣 这样感觉与悟性超众的演员在谁的手下
都出不了太次的活儿，那么其他人呢？被你叶导演调教得怎样？陶泽如是第五代导演人见人爱的
角色，他空有一身演技和不凡的气度，愣是在这《红色恋 人》中成了“叛徒+父亲”的一个符
号。至于那个老外，本来这个角色的设置是另一个别扭的符号，你能让他演成什么样子呢？ 作
为导演，他让演员演不到位是因为他没有让人物立起来，满银幕不见人物只见符号，如是《红色
恋人》。

我尊重这样的故事，并相信它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实的真实：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一位青春少
女对一位地下党的至死不渝的恋情，用电影中的话说“我搞不清楚，那是因为爱革命还是爱他”
，而我以为正是革命使革命者在那些浪漫少女的情感领地变得英勇无敌了，如果为革命者设置的
“情敌”角色不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老外，而是一位中国五四式的知识分子，在与革命者对比中，
在一位心爱的少女面前，自感知识与学者风度的无力，因为那是一个需要呐喊与行动的时代......
这样的话，会不会有助于整部电影主题的深刻呢？而现在，我不无 悲哀地看到，《红色恋人》
止步于《青春之歌》的主题层次，又失去了后者的单纯、真诚与激情，乱套于好莱坞式的人造巧
合的过于戏剧化的庸俗故事中了。

当我听说影片中那个张国荣扮演的名字叫“靳”的地下党高级领导的原形是潘汉年时，我就不免
有些担心，因为我知道《红樱桃》里有朱敏（朱德之女）的经历，因为我还知道叶大鹰导演是叶
挺将军的公子。连续两部《红》片，我担心叶导演有一种题材优势心理，但显然题材决定不了一
切，如何处理这些题材才是最关键的。我的担心还来自这两部《红》片的国际视角和洋派情调，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人在革命时期的情感世界并不需要一位老外的复述才显得更有说服力，更不需
要我们自己模拟老外的口气用一套国际通用的语汇来复述，如果动用这样的手段是必须的一是为
了让外国 观众(主要是外国评委吧)更好地了解影片的内容，我想那就不必了，他们的智商和理
解力，并没有像急于走向世界的中国导演想得那么低；但如果是出于一种难以言传的自卑心理
——说好听点是阐释的自卑——好像只有像斯诺这样的外国人才能更体面地阐释中国革命，我想
这就成了一种极大的荒谬！何况是《红色恋人》这样 的题材！何况是叶大鹰这样的导演。沧海
桑田，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所经历过的一切风风雨雨无论历史如何命名，都不该影响一位艺术家对
置身其中的人类情感的尊重。

也许我会更长久地记住穿长衫的张国荣站在高处的讲演：“我们和蒋介石打了十年交道，他是一
个彻头彻尾的聋子，假如要让他听到一点声音，就只有——放枪！......在前方，有一群顽强的战
士，他们的名字叫——红军！”在我看来，这是《红色恋人》中仅有的一个诗的片断，本来它该
是一首完整的激情荡漾的诗！作为“诗人将军”之子的叶大鹰，我们不该这么要求他吗？■

文/伊沙【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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