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在她的小说《长恨歌》中提到：最真实的，最能代表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在豪华侈靡的花园洋房中找不到，在破旧简陋的棚户中也找不到。平实、唯美、在琐屑平庸中寻找丝丝浪漫情调的上海弄堂生活，才是上海的代表，在这个称得上中国最欧化的城市里，弥漫着布尔乔亚的浓浓味道，住在多伦路的邹兆芳和胡曰龙夫妇深有体悟。
上海的“布尔乔亚”
王安忆在她的小说《长恨歌》中提到：最真实的，最能代表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在豪华侈靡的花园洋房中找不到，在破旧简陋的棚户中也找不到。平实、唯美、在琐屑平庸中寻找丝丝浪漫情调的上海弄堂生活，才是上海的代表，在这个称得上中国最欧化的城市里，弥漫着布尔乔亚的浓浓味道，住在多伦路的邹兆芳和胡曰龙夫妇深有体悟。
上海人的理想生活便是这样的：有份受人尊敬而稳定的职业，有平凡而不乏情调的日常生活，有安稳而舒适的家。就这样，大风大浪的时代在喧腾，而他们的生活却是雅致、理性、有一份不变的韵味。
1935 年，邹兆芳诞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邹君扬，曾先后任职于上海会丈局、交通大学、工务局、华东工程局，母亲薛豫德是上海正风中学高材生，聪明漂亮。
没有豪阔人家的仆佣成群，然而小小的洋房、种花莳草的庭园、带她的奶妈，一切都平静而详和，在那个时代都是值得羡慕的。
母亲有些脆弱。 1942 年，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邹君杨大半年无薪可领，习惯于殷实小康的母亲无法接受这困顿的现实，日军占领上海更增添了绝望的情绪， 28 岁便弃世而去。父亲只好把三个小女儿寄养在苏州亲戚家。 7 岁的邹兆芳尝到了寄人篱下的味道。 她的外貌比母亲还娇弱，从 10 岁得了严重的气喘病之后，每 10 年生一场大病，人们对她的第一印象都是：“瘦弱”。可她骨子里却有一份与母亲不同的坚强，也许是下意识地寻求反差吧。
上海人大多不被丰功伟业吸引，平凡生活中的乐趣已经太多了，让人沉迷，让人喜不自禁。从上海第一师范毕业的邹兆芳真心喜欢身边的一切：学生（特别是差生）、鲜花（特别是玫瑰）。 1960 年，她从上海师范学院进修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力学研究所，这个旁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她却犹豫着，她想当教师，并终于在一年后，和学友对调工作，进了上海幼儿师范学校，一干就是 30 年。
那时候，她英俊的男朋友胡曰龙很支持她。胡很小就在画室当艺徒，解放初期多伦路风光旖旎，法国梧桐洒下片片绿荫，他就在树荫下做画，还曾画过他未来妻子家的小屋。在那个革命而严肃的年代，这一点回忆非常浪漫，足够他们两人品味。
邹兆芳喜欢花，胡曰龙在她的影响下也渐渐喜欢花，可那个年代，他只能画革命人物的题材，他的一幅《忆家史》曾被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多年以后，千娇百媚的花才在他的画布上绽放开来。 1962 年，正赶上干部下放，这位浙江美术学院的高材生被迫离开新婚的妻子，在浙江温州教中学。
邹兆芳勤勤恳恳地教书， 30 年后，她的学生回忆起来仍说：我们的班特有福气，邹教师虽然瘦弱，但对我们特别好。
另一方面，她象一切精明的上海人那样，把自己不多的工资精打细算地花掉，与老父幼女过着静悄悄的生活。女儿身上的衣裙、自己的衬衫毛衣、父亲的大衣西裤，全是她一手包办的，从裁剪到缝纫。一件现在看起来还时髦的小裙子，只花了九毛布料钱。
1978 年，胡曰龙调回上海，邹兆芳的病却越发严重：血液、心脏、肾脏都有毛病，每种病都能要她的命，她却安静文雅地生活着，最瘦时，不足 70 斤，她却满不在乎，笑着说：“活一天，赚一天。”拖着病身子，她努力改革幼儿师范数学教育，总想把课上得精致有趣一些；在家里就擦家俱，理房间，直至纤尘不染鲜花处处点缀房间；两个人爱花的共性终于展示出来，她买花、插花、挂花、种花，他则画花他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却认为自己是个普通画家，把普通人的情与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两个人都过得挺开心，不求闻达，只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丽一点。
1993 年，邹兆芳的幼儿师范数学教学法的优秀成果被评为全国普通高校特等奖，人人都觉得稀奇。她太平凡了，从来都不抢眼，不炫目，只是把自己的一切收拾得漂漂亮亮。可就是这种漂亮，这种平凡之中的耐看，才是真正的上海风格，才是她脱颖而出的根本。
女儿在他们的精心培养下长大成人， 19 岁时就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橱窗设计中得了市级奖，现正在日本，为父亲举办“花的世界”画展。
“我年轻的时候想入党，可别人说我太布尔乔亚，到老这个毛病都改不了，”邹兆芳说。真是这样的，典型的布尔乔亚，对世界无可挽回地温情地爱着。
文／王 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