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的命运是怎样与那个年代和“上山下乡”运动连在一起的。柴春泽的名字对于一代人也许不是生疏的。
“文革”误我青春
－－一个叫柴春泽的人
对于这一代人的青春的理解，柴春泽有自己的深厚体验。我的来访唤起他对一个年代噩梦般的回忆。
柴春泽告诉我，他对内蒙古翁牛特旗玉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自 1979 年离开之后有 6 次回到那里。在 1993 年 5 月 2 日，当柴春泽和他爱人、女儿陪同两位朋友再次踏上这第二故乡的泥土，他真的哭了。
给父亲的一封平常的信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小将”
柴春泽于 1952 年出生在河北省滦平县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父亲柴文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武工队连长。在一次掩护部队转移的战斗中曾负伤，在群众家里隐蔽养伤，其间由于抗日群众的掩护多次躲避日寇的搜捕。父亲能够死里逃生，靠的是坚持敌后抗日的英雄群众。
50 年代，他父亲从热河省委党校毕业，先后到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几个矿山工作。从柴春泽记事时起，全家就跟随他“南征北战”，以至他在小学 6 年中就曾转学 8 次。
1969 年 6 月，柴春泽转入赤峰市第六中学。由于为班级做了些服务性工作， 有利于“复课闹革命”， 1970 年 5 月，十七八岁的柴春泽被选为当时的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兼六中红卫兵团团长。 1971 年末，盟市领导动员他响应党的号召，带头上山下乡。这年 12 月 22 日，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 3 周年的日子里，他和学校 60 多名高中毕业生加入了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
下乡不久，中央传达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在全国反响强烈，当时在全国知青中流传着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论，于是各级领导出面动员柴春泽与他的朋友们，要听毛泽东的话，在农村扎根成长。出于稳住玉田皋知青队伍的“大局”心理，柴春泽不仅回信拒绝父亲安排他回城工作的意见，还在青年点公布了来信，并向知青部门求援，帮他“堵后门”。按说，事情也做得“绝”了。
“朋友们问我，当时是哪里来的这种精神和勇气？我即使是在今天讲，也只能说这是毛泽东的力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毛泽东的话高于父母的话，是不足为怪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的一封普通家信，竟先后全文出现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报上。”
提起这渣子事，柴春泽还依稀可见当时的情景：“ 1973 年 12 月 20 日，《辽宁日报》在其头版以《小将的挑战》为题，登出了我给父亲的信，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隔不久，《人民日报》于 1974 年 1 月 5 日在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出这封信并加了《编者按》。紧接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转载，中央人民广告电台播发，中央电视台录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片……一下子，我莫名其妙地成了新闻人物。
1974 年春天，我成为辽宁省慰问总团的成员，每每堂而皇之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被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等地区连续邀请去作报告。敏感的西方世界也很快注意到这一现象，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目前在北京围绕着柴春泽正搞起一个小小的崇拜，他是一个公社的下乡青年，拒绝了父亲让他回城的要求……”苏美电台也发出：“中国集团又在蒙骗青年”等评论。
“ 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批准中联部工青妇组组织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旨在进行促进中日友好条约缔结的访问，我作为中国知青代表随团赴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现在想起来，有两件事影响到他后来的命运转折。一件事是 1975 年 9 月， 柴春泽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大寨会议，认识了邢燕子、朱克家、薛喜梅、程有志等知识青年典型，会议从昔阳大寨到北京，他和与会的 11 名知青都接到了以周总理名义发出的参加国庆执行会的请柬。
另一件事是 1976 年 4 月“天安们事件”后，“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 全国又一次陷入混乱局面。那年月，尽管谈不上毛泽东会遇到什么危险，但全国上下都是一个声音：誓死保卫毛泽东。柴春泽说：“那时，毛泽东是我心中最崇敬的人，当然要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老人家一面。可悲的是，居心叵测的‘四人帮’及其一伙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利用我们年轻幼稚，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作家金河曾形象地写道：“在那发疯的年代，我们都发过疯，只不过你发疯的程度比别人更甚一些，第一次吃鱼误吃了海豚，中了毒，药个半死，这是很可悲的事。”柴春泽很欣赏金河的见解，他时常读金河的书，反思一个年代对自己抹不掉的影响。
“朋友问我，你曾发誓留在农村，奋斗 60 年后，却又离开农村，这如何解释？这的确是一个我最不愿回答的问题，可我又不能不向朋友说明。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听完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的当天，我就和当时在昭盟下乡的王冬梅、王银刚、张洁、汤永东等知青典型联名写了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策的文章。可这时，因为以前我们是被极左势力利用的典型，各种新闻媒介已不屑于刊登我们的文章了。于是社会一时议论纷纷：‘柴春泽拒绝写文章表态’；‘柴春泽不转弯子……’这年 12 月 4 日，根据辽宁省委精神，盟委、旗委决定，要我离开玉田皋，到翁牛特旗林场参加学习班，禁止与外界来往。第二年三月，对我进行隔审查。
1978 年 4 月，一天，我正在林场劳动，负责监督我的人让我回住处接受‘外调’。 这时我已习以为常了，无非是交待清楚，谁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走在路上我想，又外调谁呢？是吴献农、张铁生，还是侯隽、王冬梅……”
那一天，他走进院里，只见围满了人，还停着一辆大卡车，人们都用奇怪的眼色看着他，他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
他住的那个房间挤满了陌生人。专案组的一个人说：“柴春泽站好，听候对你的处理。”随即有两个身材魁梧的人立在了他的左右，正面一个公安便衣拿出一张纸念道：“逮捕证……”接着，一副手铐铐住了他，又严厉的喊道：“把行李和牙具带上走！”柴春泽感到奇怪，在电影上看监狱，不都是稻草铺地吗，怎么还能带行李！
就这样，柴春泽过上了铁窗生活。
一晃， 1979 年 12 月 13 日，柴春泽正在狱中看报，所长喊：“ 012 号”，这是他的代号。 他赶紧应声“到”，然后习惯地立在地中央，“搬行李”。柴春泽以为又是调号，便问道：“去几号！”所长回答说：“搬出去！”怎么，就这么悄悄让去劳改队？柴春泽当时以为总得开个公判大会吧。
在提审室，两位公安人员给他宣读一份很长的处理决定。半小时中，他的脑袋一直是麻木的，只听清最后几句话：“依据党的政策，对柴春泽案件撤消，予以释放。”然后问他有无意见，这还能有什么意见？柴春泽马上签字。
回城后，柴春泽多次重返知青点，重温昔日战斗情境感受当地人民的热爱
柴春泽出狱了。 1980 年 2 月 5 日，他给中共翁牛特旗委写信提出回玉田皋并列出 6 条理由。
盟旗领导考虑到玉田皋知青点已撤销，且他的身体又不太好，只身插队恐怕有困难，所以先安排转点到全旗剩下的唯一的一个知青点──南窑知青点。
1980 年底，盟长办公会议决定将他招工回城。
1982 年，柴春泽考入电大中文专业班。 1985 年毕业后，留赤峰电大分校工作。 1990 年去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政教专业助教班进修“当代世界经济”、“国际战略学”等 8 门研究生课程。 几年来担任“西方经济学”、“简明世界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的辅导。与人共同主编《当代大学生入学必读》 32 万字， 1995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他担任 4 个班的两门课辅导任务（《外国金融制度与业务》、《民族理论》），同时担任 6 个班 200 余人的班主任。
1985 年到电大工作以来，曾被评为校先进教育工作者，教育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 1994 年被市政府授予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他还是赤峰市体育舞蹈协会副秘书长，香港中艺企业有限公司《当代中国》记者，驻赤峰办事处负责人。我望着这双深沉的眼睛问：“人们常说青春无悔，你怎样面对你的青春呢？”柴春泽说：“人不能再次选择自己的一生，我愿‘文革’那样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
1980 年 3 月 8 日，柴春泽在出狱后第一次回玉田皋。
“对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重返玉田皋是我在 1979 年 12 月 13 日出狱之后及 1980 年 3 月 24 日结婚之前的一件大事。
“这次去玉田皋一住就是 10 天。 10 天里坝上坝下跑个遍，连续跑了近 30 户人家。乡亲们劝我，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头，未婚妻刘立新吃的苦也不比我少，无论今后如何，还是回玉田皋先与刘立新完婚再说。中国的农民是勤劳、朴实、善良的，他们同情弱者。回想刚落实政策回城不久那些日子，每每上街遇到许多熟人，每当他们跟我说话前总是四周看看，即使是握手也像触电似的迅速抽回，而后匆匆离去，曾几何时，有些人在公众场合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生怕别人看不见自己是在和柴春泽握手。农民朋友不是这样。这次回玉田皋，我们胜似久别重逢的亲人，不仅握手，他们还硬拉我去家里吃饭……
“ 1995 年，当我第 6 次来到玉田皋时，首先来到了‘白玉引水渡槽’。它是 70 年代玉田皋干部群众、五七战士、下乡知青用汗水浇铸而成的。”
柴春泽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前面正在修路，转了几圈也未发现能绕道上山的路。我们向采石场工人问路，看我们是城里人模样，开始他们头也不抬地回话。我的朋友向采石工人说明了来意，一个三十几岁模样的领工蓦地站起来，半信半疑地打量着我：“你真是那个柴春泽吗？”看得出，他对我有印象，我便过去和他握手，他叫程德，是日旗白家地村的村干部。他说，你们修渡槽时我还在上学，白家地也沾了玉田皋的光，如果不是这引水工程，我们白家地也不可能种上水稻。这些年，人们常念叨当年的“五七”战士和知青，真想不到在这时见到你……我们来到渡槽南端，远远听见奔腾而出的水声。红山水库的水，流过穿山而过的隧洞，顺着架在空中几十米高的引水渡槽流向玉田皋。
── 1973 年，旗委派黄珍到玉田皋任党委书记。 1974 年起，党委分工黄书记在玉田皋“蹲点”。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必须朝思暮想玉田皋怎么才能大变，快变。
当时身为公社副书记、大队支部书记的我，当然知道黄书记这话的份量，我们曾数十次勘察玉田皋，在田间，在地头，在公社办公室，甚至多次在他家里探讨改变玉田皋的方案。
── 1974 年春季早象严重，眼瞅着夺高产、达纲要计划又要落空，我们心急如焚，而对蒸笼般的玉田皋盐碱地，黄书记对我说：“这样干不行。”我说：“是啊，猴年马月也变不了大寨。”
是黄珍最先支持在玉田皋试种水稻。
── 1974 年秋，农田建设大会战时，硬是在玉田皋大队一队“割出” 50 亩做为水稻实验田。
1975 年试种水稻成功。这件事轰动了全公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大面积种水稻需要水。 60 年代初，玉田皋人修的那条 18 华里长的大水渠只能在春天借红山水库向哲盟放水时浇一次地。从辽宁下放到玉田皋的一位“五七”干部曾吟道：“一条大渠春天乐，夏秋无水干没辙。”
── 1975 年夏，沈阳军区参谋长杨迪、辽宁省分管农业的主任刘盛田、省水利局长张久祥到玉田皋。
我们说，玉田皋 2 万亩盐碱地旱田种不下去了，想改种水稻，无水， 引红山水库需修工程却无资金……
这一年，辽宁省特批玉田皋水利工程款 40 万元。从 1975 年冬季起全乡三分之二劳动力上工程，剩下三分之一搞生产。 1975 年底引水工程竣工。这期间，凡是在玉田皋工作过的干部都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城里的工人、学校的师生、从中央到地方来访的记者，几乎都在这里参加过义务劳动。
引水工程建成后，玉田皋的水稻面积逐年扩大。 1976 年由试种 50 亩猛增为 1900 亩， 1977 年后发展为 7000 亩，现已突破两万亩。
── 1974 年春，盟委一位分管农业的领导对我说：“你还不太懂种地，我为你请一位老师，请赵斌同志到你那里看看吧！”于是就有了全国劳模，原五三乡支部书记赵斌到玉田皋传经送宝的一幕。我和玉田皋老书记陪同老劳模踏察了玉田皋之后，他对我说：“你这里‘坝下是粮仓、坝上是银行’”意思是坝下一码平川地种粮，坝上固沙造林。 30 年过去了，眼下果然应了赵斌的话。可这“粮仓”这“银行”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呀！
──我的眼前，浮现出十几年前玉田皋千军万马大会战的场面。
1974 年秋，在公社党委统一规划的指挥下，动员全乡几千名青壮劳动力及有前来支援的三建三团，赤峰乌丹等地师生，集中优势力量连续奋战 35 昼夜，平掉不规则旧渠、乱坟、小老树，重修灌溉渠 57 条，全长 54000 米，新植林带 47 条，全长 51000 多米，栽树 20 万棵，树的中间插上 15 万棵树条，新修田间公路 26000 米，新修闸门 7 处，实现了全乡 2 万亩水田的基础。
…… ……
1974 年 9 月 12 日
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 20 年，弹指一挥间。
柴春泽 1995 年回玉田皋时，现任玉田皋乡党委书记的谭忠，乡长陈宇，副书记刘才及几个村的支书、村长等专程赶到乡政府门口迎候并热情接待了他们。
在乡政府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上，陈乡长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了玉田皋乡的近况：坝下两万亩水田平均产量超过千斤；坝上 10 万地列入林业部在全国建立的 22 个生态示范区之一。 3 年来新造林 13000 亩，林业部，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几名专家正在这里指导示范区建设。
陈乡长接着向他们介绍说，眼下正筹备建一个年加工 2000 吨的大米精加工厂，下一步还要筹建饲养场、酒厂，这里还可以开发大理石，还可以发展水库──水田──沙漠──套海响水一线旅游。
文/春 娃